[19]华东政法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理论教研组对当时自编教材的状况曾作出客观评价： 我们几年来在教学过程中，主要是根据苏联的教材，参考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结合一些中国的实际情况，编写大纲和讲义，进行讲授。
有的认为，财产税应成为调节财富分配的有力工具。[33]在中央集中了57％的财力，省级政府又集中了28％的财力后，市县乡政府只掌握15％的财力，却要承担财政支出中的大项如义务教育、生态环境、公共设施、社会保障等。
而国家征税权力的无限性和公民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之间的冲突，始终是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的根本问题。然而，我国从1954年制定第一部《宪法》起，财产权条款就一直放在总纲部分，表明制宪者仅仅将其视为经济制度的一部分，而没有视其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19][美]哈维?S.罗森：《财政学》，赵志耘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60页。地方政府（省级政府）的税收收入限于涉税面广、征收难度大、受益较小而征收成本较高的一些税种，如财产税。一旦主要税收来自地方居民，地方政府就自然迫使本地财政反映居民的偏好。
它不但是近代宪法、近代自由国家赖以确立的一个支点，也是近代宪法向现代宪法、近代自由国家向现代社会国家展开的一个重要基础。制约政府的征税权不仅可以防止属于私人的权利和空间不断受到挤压，而且有助于解决政府本身存在的腐败问题。青浦区农民建房的要求，与有关条文不十分相符，其实是，有关条文已不很符合现实的情况。
迈向可接受性，这是中国行政法治发展的历史趋势。在这样的矛盾面前，青浦区领导的态度是：不能被一些条文框死不动。客观上，也存在土地指标紧，与有关条例又不十分相符的情况。现代公法发端于现代政治，如果我们忘记了可接受性这一源头，那就是忘本。
我们不能认为法律是由一套孤立规范组成的体系——每一规范冲突都拥有各自独立的功能，法律是一套共同决定其规范内容的（潜在冲突的或者强化的）理由体系。[12][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39 页。
[13] 第二，藏私性立法不作为。可以说，合作才是人类的底线，合作就是潜意识里大家都认的理。可接受性是良法所具有的一种特征，不是一个特征，因为一种意味着种之下可能有多个属，所以，构成可接受性的基础可能是多元的。如果我们足够仔细的分析就会发现，其实可接受性其实并不是接受的衍生概念，相反，可接受性倒是接受这一概念的基础：因为只有某一事物在客观上具有了某些可接受的属性，因此才在人的心中产生了主观的接受的效应。
[22][美]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0 年版，第10 页。因此，执法活动追求共识是无意义的：你以为你抓住了共识，其实你抓住的不过是流动的舆论碎片。俗话说得好，有理走遍天下。[12]这启示我们：只有体现社会共同利益的法律才能为秩序的稳定奠定长久的基础。
第二，大量的混乱性恶法使得原本严肃的法律适用变成糊涂僧判断糊涂案，接受这样的法制最终可能导致整个行政法律体系的解体和坍塌。2009 年7 月，民政部与深圳市政府签订了《推进民政事业综合配套改革合作协议》。
由于起诉便宜原则意在使对犯罪的追诉更符合刑事诉讼的目的，适应刑事政策的要求，强调诉讼的目的性、合理性，因此诉讼理论上又称起诉便宜原则为起诉合理原则。接受是一个主观性的概念，但是这一主观却来自客观事物所具有的各种客观的可接受性，因此，可接受性不仅不是接受的衍生概念，而且它还是一个与接受属性不同的概念——它是一个反映客观性的概念。
可是哈氏的方案也许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上管用，但是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却显得无能为力。我们如果将全部的希望都放在立法方向上，可能最终的结果只会是黄花菜都凉了。[22]也许有人对罗尔斯的观点不太赞同，的确，在主义之间寻找重叠共识的确有点艰难，例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就是蜈蚣见不得鸡的关系。行政法治追求的现实可行的重叠共识就是个案中的底线预期。[59]尤为重要的是，我国如果在行政程序法中引入便宜原则则可以形成由法治原则承担规则的基础和指引、由合理性原则承担漏洞补充、由比例原则[60]承担自由裁量权控制，由便宜原则承担创制规则的例外的功能全面、分工合理的行政法基本原则群。第二，行政立法的特殊性决定了立法所具有的民主属性在提升行政决定的可接受性方面能力有限。
我们的回答是，求同存异中的同是一种客观的存在。第五十六条则进一步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法律的主要目的是实现正义，这种正义是指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秩序中，利益和负担能公平地分派，每一个参与者都各得其所。法院对这类纠纷的态度，也大多都是从受害人实际利益的角度出发以调解、劝导的方式来达致双方的和解。
在行政法制度建设层面上，各种可以提升可接受性的制度研究也正在升温，对和解、沟通、协商、ADR 等制度研究的火爆就是这一升温现象的最好证明。这样的思路也反映在了我国 1989 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当中。
但是在我国很多地方，对行人、乘车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执勤的交通警察往往视而不见，充其量批评教育了事，很少有予以追诉及处罚的。在西方发达国家，法律制定有民意作为保障，行政又立法往往受到授权立法程序的有效控制，在这一背景下，成文法的漏洞基本可以用法律解释的技术加以弥补，因此他们可以很有底气的说：在法典本身清晰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按照文字理解文本，这就是法律解释学中的重要原则：明晰性原则或称法治反对解释原则。什么是法意？合作而已。[19]John Searle， Introduction， in Rationality in Action， The MIT Press， 2003.博士论文p28. [20][美]L?劳丹：《进步及其问题》，刘新民译，华夏出版社1999 年版，第122 页。
就法律而言，个案中的底线预期的寻找也并非那么容易。他人的美味是我的毒药，凭什么甲方要接受乙方的合理性，因为没有谁是正确，或者说，谁都是正确。
法律的四个正当性基础从本质上说就是行政决定应该获得社会公众、法律学术共同体、法律职业共同体和案件当事人四个维度的接受和认同。结果是，日益高涨的争议最终导致黄灯新规的暂缓施行，新规最终没有能够转化为新政。
[4]宋保振：《法律可接受性的修辞表达 —以逻辑视角为切入点》，《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3 年第3期。尤为重要的是，依照这样一种思路我们可能又会落入我们所批判的法治原则的陷阱之中。
因为，量和质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脱离了量单纯的谈质是无意义的。[33][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 1987 年版，第238 页。③还有学者更为直白的指出法律可接受性的达致主要是一个修辞的问题，法律的可接受性可以通过其修辞属性即法律修辞的可接受性得到满足 [4]……对于这样的研究，我们的只想问几个问题：实现法律的可接受性到底是靠制度的完善，还是靠心理干预？解决中国法律实施接受度不高的问题最有效的方法是兴利除弊，还是靠忽悠？试问，通过所谓的可接受性法律修辞或者所谓的可接受性的语用分析如何能够防止拆迁户的自焚和上访？我们认为学术研究可以、也应该有多重的路径，但是多重路径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发现问题的真实根源所在，而不是掩盖问题的真实根源…… 因此，我们认为法律的可接受性是一个客观性的概念，从客观性的角度看，所谓法律的可接受性是指法律制度所具有的一系列客观特征的总称，这些特征使得法律制度的实施容易获得受众的接纳和认同。人在合作中生存、生活、发展，像在空气中生活一样。
这就是目前为什么很多地方对流动摊贩生产经营予以事实上放宽的原因。反之，如果在立法中，没有权力对法律作出判断，那么，他们就会在守法的时候作出判断，是否遵守法律。
不过，在量发展到一个阶段后就必须注重质的发展，这一点也是历史的必然。什么是法律原则？法律原则那么多，到底应该体现那一条法律原则呢？如果原则之间重现冲突又该如何？在我们看来，也许问题并没必要想得很复杂，所谓体现法律原则从本质上说就是要求行政决定应该获得法律学术共同体的认可。
[14][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 页。我们没有陷入战争，即使是在无政府的原始部落生活中和平也是主流，由此可见，一定存在一个大家都认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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